一位母亲的自我探寻

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、作家梁鸿受访者供图

　　2022年，作家梁鸿终于为自己长时间的消沉和痛苦找到了原因。前一年，她刚出版了“梁庄系列”的第三本书，这套描写中国乡村的书籍让她在过去十几年声名鹊起。但她的另一重身份，作为一位母亲，却让她不断受挫。

　　10多年前，在写第一本书时，儿子刚3个月大，睡在回河南老家的火车上，摇摇晃晃。她躺在儿子脚头，用两腿圈着他，保护他不会摔下去。

　　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她不再能“圈住”儿子。母亲的早逝让她极为看重作为母亲的身份，她自认尽心尽力做母亲，想成为一个好妈妈，但面对儿子成长中的问题、精神上的困境，她感到迷茫和焦虑，甚至感觉自己越努力，便离他越远。

　　这不是她一个人的困境，她意识到，“这是一个社会问题”。她和身边的朋友聊，很多孩子“好像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”，大家对此“欲言又止、不愿面对”，但同时又非常焦虑。她做调研，看到那些令人心惊的数字，意识到“一些青少年的心理问题已经如此严重”。

　　这迫使她超越自身经验，再次拿起笔，放下过往书写的母题——关于故土、乡村和父辈们——着眼于我们的下一代。

　　她将新书取名为《要有光》，让光亮照进来，让家长和孩子们看到改变的可能。这是她作为一位母亲，想要进行的探寻。

　　以下是她对记者的讲述：

　　“大梦初醒”

　　想写这本书其实是源于我自身的困惑。面对小孩的成长，我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，包括孩子学业上的、情绪上的以及他自己精神上的某种挣扎，我对此是非常迷茫和压抑的。

　　我觉得我尽心尽力地在做母亲，努力去理解孩子，但我发现事情没有我想象得简单，并不是我努力了就会做得很好，有时反而越努力，便离他越远。在和他朝夕相处的某一个瞬间，我突然意识到，我自己的很多观念和做法，其实并没有真正关注到孩子的内心世界。我的痛苦和他的痛苦，虽然是两个人之间的，但实际上又是完全不一样的。

　　这给当时的我带来一种极大的思维上的震撼，我意识到我应该去反观自身，反观我对于孩子的种种观念，我因此也学习了很多心理学知识。

　　而真正让我想要开始做调研，是因为发现我身边有许多孩子，好像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境，父母对此都很焦虑。我在查阅资料后发现，青少年的心理问题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，一些数据特别惊人。我觉得我个人的和身边的经验已经不足以涵盖其中的复杂性，这也让我想要超越自身，进行一种更广阔的社会关注。

　　我首先在网上发了一个征集，雅雅是第一个回复我的孩子。这本是一个“别人家的孩子”，对自我要求很高，但在她升入当地最好的高中后，在众多尖子生中间，她变得紧张焦虑，最终甚至恐惧到没办法去上学，一想到考试，手就抖得厉害。

　　我曾经去北京市海淀区的一个青少年心理咨询中心调研，中心负责人说，他接触过无数青少年案例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，问题是如此复杂、普遍，让他深感个人力量的微小。而其中最重要的因素，就是学业负担越来越重，很多时候青少年是承压的底部，像神经末梢一样。

　　我书里写过一个叫李风的孩子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这个孩子就变得异常沉默，坚决不去上学。他的妈妈文莉奉行“快乐成长教育”，从没给孩子报过补习班，所以出现这个问题之后文莉其实很迷茫也很痛苦。

　　我与家长们坐在一起分析的时候，有一个家长就谈到，虽然家庭没有要求，但李风作为一个实际上成绩不好的孩子，他在学校里可能长期是处于被忽视的状态。他的班主任直接表示，自己的精力很难关照到他这样“后百分之二十的学生”。甚至李风去一家快餐店应聘实习生，陌生的店长都可以随意批评他，就因为他学习不好。他几乎被悬置起来，好像被社会系统抛弃了，被教育系统抛弃了，没有可供他生长的土壤。

　　李风和我采访的其他孩子都不太一样，他身上没有强烈的情感，无欲无求，好像被什么东西给隔离起来。因为很多人从小到大都缺乏自主思考的可能和空间，被动地被安排绝大多数事。而人一旦没有了自驱力，就缺少了生命力。

　　比如说我采访过一个男孩，他在一所省内的“超级中学”上学。他告诉我在学校里大便是个特别严重的问题，很多孩子便秘、有痔疮。因为学生们每天从早上5点半起床到晚上10半熄灯，每个时间段要做什么都是安排好的，400多个学生需要在仅有的休息时间里抢几个厕所蹲坑，孩子们根本没时间大便。

　　他形容自己的状态就是浑浑沌沌、盲目地跟着大家流动。有人说现在的孩子很多是“空心人”，但其实我们这些大人很多才是“空心人”，我们不知道怎么让我们的孩子在健康的环境下成长，反而给他们塑造了一个高控制的、高竞争的环境。

　　我在大学任教，发现很多学生在人际关系上都存在很大的困惑。因为这些孩子从小到大都一心扑在学习上，从早上7点到晚上回家，连和小区里的朋友一块儿聊天的工夫都很少，如何很好地建构人际关系呢？我们无形的教育观念实际上是非常有形的，这种氛围是每个孩子都能感知到的。

　　这种氛围同时也在影响着家长。在整本书中，我唯一一个实名撰写的地点就是北京市海淀区，因为海淀区作为中国教育的某种核心，具有难以代替的象征性和隐喻性。我觉得很多海淀家长可能是世界上对孩子投入最多的一批家长，其中很多“高知”父母为了将孩子送去最好的学校、享受最好的教育，不管是精神还是经济上，都几乎毫无保留地付出。

　　比如说我采访的陈清画，这是一位极为负责的母亲，自身非常有修养，家庭条件也很好，把几乎所有的爱和希望都寄托给了孩子，也会努力为孩子的学习和成长提供各种各样的便利。所以当她的儿子出现精神困顿不想上学时，她非常痛苦，她一直在思考为什么自己已经尽了最大努力，孩子依然会这么想。

　　她可能没有意识到，虽然她在生活上努力照顾孩子，但在精神上，孩子感觉自己被抛弃了。比如她想让儿子走竞赛道路，但儿子有自己的理解，他想自主学习感兴趣的知识，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在儿子身上产生了巨大的矛盾和挣扎。而陈清画没有察觉，还在用各种方式“威逼利诱”儿子坚持。所以儿子最后会控诉她，表示自己没办法在家中感受到温暖。

　　我自己也是一名“海淀家长”，在养育过程中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给孩子带来了压抑。你以为你做的是出于爱孩子的选择，一个母亲的选择，但其实首先是你自己的选择。

　　我觉得我们很多家长对孩子是有功利诉求的，希望他好好学习、出人头地，不能成为普通人。如果孩子达不到，我们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情绪，行为上也会出现偏差，这最终都会让孩子承受。

　　但你要知道，一定是更大比例的孩子没有考上顶级大学，所以我想许多家长都要在不同程度上经受“精神破产”。就像我写到的沈春，这个一心想将孩子送进“清北”的妈妈，在儿子高考失败后陷入了极度崩溃，但她也形容自己仿佛“大梦初醒”，她觉得自己这么多年一直被某种话语裹挟着，让她相信只要自己的孩子没有考上顶级大学，她就是失败的，以至于她忽视了儿子身上的其他优点。

　　“我们要反思”

　　在写这本书时，虽然我谈到了很多家庭问题，但我始终避免把错误完全安放在家长身上。另一方面，我也特别想避免写成都是社会的错，家长也没办法，我们都被裹挟。我觉得如果这样写，会是失败的。

　　我一方面想要呈现在一个社会系统中人的无奈，我也想要探讨我们作为一个主体的人的能动性在哪里？社会系统是由我们每一个个体塑造的，作为有主体性的、有能动性的成人，我们每一个人依然需要自省，到底是什么让我们的孩子“生病”了，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改变？

　　事实上，在我整本书的调研过程中，我最吃惊的部分恰恰是，作为父母，我们有时候对于孩子真正的内心想法是相对无知的，我们不知道怎样真正去了解孩子的心理，并且对此缺乏内省。哪怕是所谓的一些“高知”家庭，那些自认为非常爱孩子的家长，都可能出现这个问题。这也是我对自己的一种自我批判。

　　在调研之初，通过雅雅我认识了阿叔，一个心理咨询师。他开了一个补习班，收留了很多休学或者失学在家的孩子。我在那里从早到晚待了一段时间后，意识到这个补习班很有书写价值，因为它涉及的问题非常复杂也非常重要。

　　这是一个可以对话的空间，在这里的家长和孩子都是相对放松的，他们能够在里面说一些真心话。

　　在这样的对话中，我发现很多时候家长的担忧和孩子的恐惧其实是擦肩而过的。比如说小丽妈，她的女儿严重厌学，甚至恐惧到不愿出门与外界接触。但当她的女儿提出或许可以去私立学校上学时，小丽妈的第一反应是否认，觉得女儿又在给自己找退路。她不知道小丽内心真正的恐惧和担忧。

　　所以虽然她是一位非常努力的母亲，花很多时间和金钱学习心理学，希望能给孩子提供一个更好的对话空间，但她依然没有走到小丽心里。我们对于孩子会有理解上的错位，我们总是被一些东西蒙蔽，而没有意识到更本质的问题。我们经常会说我供你吃、供你喝，什么都给你了，你还这个样子。但是这样的话语背后，其实包含了很多我们思维的问题。

　　在书中，小关是一个让我心痛的孩子。这个孩子因为恐惧学校不愿意出家门和外界交流，而就在他逐渐向好时，他和妈妈产生了一场冲突，他妈妈不断敲门逼迫小关开门交流，最终导致小关在之后两年中，再也没出过房门。小关的母亲其实是急切地想要孩子好，但她确实在方法和观念上，使得小关更加封闭。

　　这也是我为什么把这本书写得这么细致，就是希望让我们这些成人意识到，在很多时候，恰恰是那些细致而微的事情，对孩子造成的伤害是非常大的。

　　而当我走进县城，我发现这里又面临着截然不同的问题，因为这些孩子甚至很少见到自己的父母。

　　比如说花臂少年，当我走进他的家庭时，我发现这个孩子真的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怀。他的母亲在他出生后就离开了这个家庭，父亲常年在外打工，他跟着奶奶生活到13岁，在奶奶去世后，辍学一个人跟着他的朋友们游荡。萦绕在这个花臂少年周边的是这样一种荒寒的、没有情感的氛围，不管是物理的还是心理的，他都没获得支撑。

　　我也很希望这些孩子的父母能够听到这份呼唤，因为孩子们的问题太迫切了，我们一旦错过孩子的童年，很可能便错过了他的一生。当然我也知道这些父母外出打工也是生活所迫，所以我觉得社会支撑还是非常重要的，单指望一两个父母的自我觉醒，这个力量太微弱了。

　　在这本书中我试图重新还原塑造孩子出现问题的场景。因为问题的成因是很复杂的，它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，孩子的问题只是一个结果，我们必须回到一个具体的语境下去思考和体会，才有可能去看到这里面的混沌与复杂。

　　梁鸿新书《要有光》受访者供图

　　“要有光”

　　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非常痛苦，也很压抑，几度想要放弃，大病了好几场，但最终总算完成了。

　　我是因为太过迷茫和痛苦而写作的，但在调查过程中我不断地学习和反思，好像找到了一些应对问题的方法。但问题永远会不断地产生，没有什么一劳永逸，你必须要谨慎地面对你固有的那些观念，你必须要跟着你的孩子一块儿成长，我觉得这是一个终生的任务，我想我一生都会用一种谨慎的思辨态度去对待我的孩子。

　　在书中，其实很多家长都在和我作一样的反思。比如小关的父亲李工，他没有缺席过阿叔补习班的任何一次家长会，经常义务地帮助家长们解决各种问题，也会非常认真地跟我交流孩子的情况及其他的困顿。还有我采访过的一位农村母亲，她承受着巨大的生活上的艰难，也在去看心理学的书努力帮助孩子自救。

　　不管实际的结果如何，起码他们在不断地去观察自己的行为，通过反复地回溯，试图和孩子之间建构一种新的关系。我觉得这一点就已经很棒了，他们这种努力是非常珍贵的，而孩子也一定能感知到。

　　陈清画在经历漫长的痛苦和自我重塑后，退掉了所有补习班和竞赛群，允许儿子休学，学着理解并接受儿子的想法。我在书中用很长的篇幅写了陈清画和儿子的对话。他们从晚上7点聊到了凌晨三四点，说了很多心里话。这一部分我写得特别有感情，因为我意识到，这种母子间的对话太稀缺、也太需要了，因为只有对话才能让双方共同往前走。

　　陈清画儿子说，我们必须学会在创伤中前进，在破碎和错位中相互理解。我觉得这句话充满了真实的力量，象征着一种新的起点和思维方式。

　　而孩子们向我们证明着这种可能，我觉得他们的生命力是我们难以想象的。我最近刚得知了一个让我们都很激动的事情，一直抗拒上学的李风，决定回去上学了。

　　文莉养了一只猫，李风负责猫的日常事务，现在这只猫成为他们全家的中心，我十几天前见李风，感觉他的表情也相对丰富了一些。尽管你依然不知道他最后会有什么样真正的变化，可能还是会非常艰难，有各种各样的波动，但至少看到了可能。

　　还有小关，我前段时间第一次见到了他。在家封闭两年后，他终于愿意出来了。在另一个房间开家长会的家长们激动而沉默地感受小关走出房间。我感觉，在那一刹那，每个人心中都是非常庄严的。也许这是一个契机，一个生命有可能重新恢复的契机。我希望读者能够看到这个时刻，这样或许我们内心的某种观念便能够松动。

来源：中国青年报